距离2018年高考已不足20天。
高考从来就不是近千万“家有考生”家庭的事，而是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事，因为高考早已不仅是基础教育的“指挥棒”，它更是维系社会稳定的“减压阀”，因此高考的改革牵动着整个社会最敏感的神经。
继上海、浙江2014年率先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后，今年又有多个省份加入到新一轮的试点当中，这意味着新高考时代已经来临。
然而，首轮改革虽旨在打破“一考定终身”、扩大学生自主选择权、不分文理和增加高校自主权，但高考改革从一开始就面临争议，对于新高考改革的集体焦虑弥漫在家长、考生和教师中间。
作为高考改革的风向标，浙江、上海两地取得了哪些成效，又走过了哪些“坑”？即将启动高考改革的省份应该做哪些准备？高校和中学之间如何紧密衔接？近日，在 “破除误解 推荐改革——新高考改革背景下课程改革与人才培养”论坛上，不少专家指出，对于高考改革还要更加宽容，因为，任何改革都是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完善的，高考改革也不例外。
“逃离物理”现象客观存在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要通过改革来解决
“逃离物理”现象应该是上海、浙江改革试点时遇到的一个“坑”。
去年上海、浙江两地的新高考刚刚结束时，媒体上很快就有了这样的报道：上海选择物理科目的考生仅占总数的30%，浙江的近30万考生中，选考物理的也只有8万人。物理学科似乎被考生“嫌弃”了。不仅如此，媒体同时披露了另一项调查结果，2017年复旦大学在第一次统考“大学物理”时，浙江、上海生源的大一新生整体不及格率也远高于往年。
新高考后，物理学科猝不及防地遭遇了尴尬。
专家表示出现这种现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趋利避害本来就是人们进行选择时的一个本能的原则。高考改革后，新的学习方式、新的考试赋分方式，必然带来新的选择规则。
学生们不选择物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物理难学，难学就意味着拿高分难，这让一部分学生望而却步。
再加上新高考对选考的三科采取了新的赋分方式，也加剧了这种现象。
实行选考，每门考试科目的选考人数和考生结构不一样，必然带来如何进行比较的问题，为了选考科目之间的相对等值，浙江和上海都采取了等级赋分的办法，也就是要以某一个学生的成绩在所在省份所有考生中间的位置来确定等级。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成绩很好的学生无论采用何种赋分模式都会选择物理，因为高校中一些好专业（电子、建筑、计算机等），物理是必考的，要报考这些专业必须选择物理。而成绩较差的学生无论采取哪种赋分模式可能都会倾向于放弃难度较大的物理。因此赋分方式对这两部分学生的影响不大。而对于成绩中等的学生来说就有了两种选择，一个是和成绩好的学生一样报考物理，但由于报考人数较少，极有可能等级赋分不够理想，所以，很多人可能进行另一种选择——跟差生一样选择放弃。
这样，如果报考学生数量较少，即使是本来成绩不太差的学生，也可能由于人数太少而处在了比较靠后的位次。这会造成更多人在选择时的犹豫。
“逃离物理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上海考试院党委书记刘玉祥在总结新高考的得失时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好在，经过整整一轮的实验，改革试点的上海市和浙江省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对政策进行了完善。
浙江省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若干意见》，针对物理选考人数下降的问题，建立了保障机制：当选考某科目某次考试赋分人数少于保障数量时，以保障数量为基数从高到低进行等级赋分。如何理解呢？浙江省统计了2013~2017年授理学、工学学位专业在浙江省高考录取考生中的人数，获得了物理科目的保障数量为6.5万，也就是这个数字能满足省内外高校在浙江省选拔培养理工科类专业人才最基本的生源所需。一旦物理科目考试赋分人数少于这个保障数量，就启动保障机制，以保障数量（6.5万）为基数从高到低按规定比例等级赋分。也就是说，如果报考物理的人只有3万人，仍然按6.5万人为基数进行等级划分。
“改革本就是试错的过程，不可能不会遇到问题，经过一轮实验，一些问题基本找到了有效的解决办法，比如物理选考的问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说，“没有问题是不可能的，我们需要积极面对遇到的问题，积极因地制宜找到解决办法，坚持改革，通过改革解决遇到的问题。”
高考改革向下影响基础教育
“选课”和“走班”考验校长决策与规划能力
高考改革试点的意义除了发现改革道路上的“沟沟坎坎”，更大的意义在于由改革撬动整个教育生态的升级换代。
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厦门大学考试研究中心主任刘海峰表示，以往关于高考的各种改革次数不少，但都是某一个侧面或某个层面的改革，这一次改革是有全面思考和总体设计的，涉及考试招生的方方面面，是一个顶层设计的系统改革。
高考改革“牵一发动全身”，它的变化必然会向下对基础教育、向上对高等教育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变化和影响也只有在改革的前进过程中才能边磨合边完善。
不少人这样定义新高考的意义：教育由此进入了“自选时代”——学生对自己学什么、考什么都有了更大的自主权。
那么，问题来了。当新高考把更多选择权给了学生，高中能做些什么？
增加课程的选择性，主要是“选课”和“走班”两个方面，“这要考验校长的课程决策与规划能力，教师的课程开发与实施能力，以及学生的课程选择与修习能力。”浙江省特级教师、原浙江省宁波中学校长李永培说，作为校长需要的是稳定的学习时间，希望用最少的班级变动次数，最短的走班学习行程来规划新的教学模式。
其实，单纯的“选课”“走班”并不陌生。
“只要有选考科目就会有选课走班”，武汉外国语学校教科室主任吴小平说，“学校开设的外语课程就是选课，外语教学就是走班，没有高考改革之前我们就有这样的制度。”
但是，在新高考背景下，“选课”“走班”不再是一两门课由于课程特点而进行的自发行为。它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两依据、一参考”形成了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一整套高考招生模式和人才培养模式。
正是有过类似的尝试，吴小平才感到新高考要从6个学科当中选3门记入总分，这20种组合要考虑到分类、分层教学后的场地容纳问题、教师能力与数量问题，“选课编排不易，走班编排也不易呀！”
高考改革对上影响高等教育
不能只是选分还要会选人
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改革对基础教育的影响人们似乎已经清晰地看到，但是高考改革向上——高等教育的影响似乎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明显。
陈志文认为，新高考改革必然会带来对高等教育的利好，“比如对高校办学模式与方向的影响，对扭转千校一面的状况有显著效果。”陈志文说，新高考在以专业为核心的志愿填报模式下，将更加强调高校本身的特色和学科的优势，改革后即便是“985”“211”或者“双一流”高校，也无法保证由一个体面的分数线就能录取到优秀和适合的学生。“在这一点上，改革实际上与‘双一流’建设形成了合力，迫使高校有所为有所不为，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
一直以来，人们常常会这样诟病高校的招生：“不是选人，而是在选分”。甚至有人极端地形容，高校根本不需要派专人去招生，招生的过程完全是由电脑完成的：电脑把每个考生简化为一个分数，然后再“一刀切”地把这些“分数”带回学校。
“有些学生对某些专业很痴迷，比如说喜欢机器人，他们能在全世界的比赛得金奖，但是不一定能被高考选拔出来。” 北京第八十中学校长田树林说，我们怎么通过高考改革真正给这些孩子开绿灯？
中学校长的期待看似简单平常，但其实挑战巨大。
高考不仅面临如何把在某方面有特长的孩子选择出来，新高考后大多数孩子都将一改过去千人一面的状态，他们的中学学习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各具特色的个体。
不少专家表示，高校的准备似乎并不充分。
武汉理工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吴先超表示，2014年国务院颁布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文件之后，对各个高校的冲击非常巨大。“未来进来的人才是个性化的，不同的学生要培养成符合学校要求的人才，不同类型的学生也要寻找个性化的出路”。
吴先超认为，新高考背景下中学和大学不应该再处在彼此隔离的状态，而大学和中学的交流，可以分为“硬沟通”和“软沟通”。线上沟通是硬沟通，比如针对新高考制度，高校首先要提出选考科目要求，这属于硬沟通。线下的软沟通则更多，比如，针对生涯规划大学可以派专家教授到中学开讲座，对高校专业进行介绍和讲解，接受考生和家长到学校参观游学等。“其实大学类似的资源很丰富，但是大学的准备不充分，跟中学沟通连接不充分，这方面未来发展潜力非常大。”吴先超说。
应该说，2014年启动的新一轮高考改革是我国历史上最全面彻底系统的一次改革，不仅对考试科目有调整，对录取也做了根本性的调整。虽然在改革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也发现了不少问题，批评和质疑也从没有间断过，不过，高考改革最重要的应是坚持。“我更希望社会各界对高考改革持宽容的态度，不要过于放大细节问题。只有大家宽容支持，高考改革才能坚定前行！”